经济经常处在非常紧张的状态，稍有闪失就会出现像日本一样的泡沫破裂的大危机。

199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854元，2011年升至21810元，农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由1999年的2210元升至2011年的6194元，城镇居民收入13年翻了2.73倍，而农村家庭人均收入仅翻了1.8倍。教育投入要重点关注农村的基础教育。

要通过科技创新、产业政策、城乡统筹发展等措施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在提供充分就业岗位和公共设施的基础上实现城镇化的健康发展，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进口替代战略强调自给自足和经济超赶，以牺牲农业发展为代价发展工业，不重视与全球产业链的衔接和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结果造成工业化发展后劲不足，大批工业企业破产倒闭，制造业发展呈现停滞甚至倒退趋势。2011年全年能源生产总量为31.8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7%.能源消费总量34.8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7%, 能源缺口为3亿吨标准煤。科技创新能力薄弱制约了我国产业竞争力的提高。全面建立和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健全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制度，深化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同时，我国大量制造业企业主要从事低端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整体素质不高。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2005年10月19日，中国政府发布《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白皮书分符合国情的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城乡基层民主、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政府民主、司法民主十大部分。

[39]蔡定剑认为，2002年以后，以公民社会的出现为迹象，公民的维权推动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二阶段说"以1989年为界，认为前期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选举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地方自治、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党内民主的核心与难点是监督和限制"一把手"的权力，形成一种权力分享和制衡机制，并理顺党和政府的关系。例如，党代会或党中央全会之后，都会出现较多诠释性的成果。

回顾相关研究成果，可发现存在如下特点：第一，研究成果与政党、政策和政治现实具有高度关联性。[15]有学者认为，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对保持国家统一与稳定、推动社会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37]郭道晖和蔡定剑等把公民社会的发展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动力。第三，是否应认同"宪政"概念，在2004至2005年曾经历过激烈的争论。有学者批评基层民主只是民主的"超低空飞行"，应该由中央率先垂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实行竞选，或者在高校校长中试行直选。[45]近年来，社会各界普遍关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问题，学界着眼于从人大制度入手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学界试图寻找一个价值与现实的平衡点。7.2009年12月18日，周永康在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明确提出并强调，要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不论是马立诚所谓八种思潮(即邓小平思想、老左派思想、新左派思想、自由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新儒家思潮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总结[3]，还是高全喜所谓的五种民主政治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理论、自由民主理论、左派激进民主理论、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和审议民主理论)的归纳[4]，亦或是郭道晖对纷然杂陈的各种"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自由主义、毛泽东主义、儒家社会主义、新左派、狭隘民族主义、新盛世主义、权贵资本主义）的述评 [5]。萧功秦：《从政治发展角度看党内民主化论》，《浙江学刊》2004年第2期。

政治宪法学诉诸"呼唤人民，让人民出场"，但同时认为"人民的出场，不可能是一种直接革命的方式，而是反革命的方式"。群众工作是党与群众之间相互联系的桥梁，中共历来重视群众工作。

[2]当代思潮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05年，陈福今首次提出"社会管理创新"，并研究了社会管理的内涵、主体的扩充、基本任务和范围。

我们对十八大以后的相关研究，有以下几点展望： 首先，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顶层设计和基本路线图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三是，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和依法治国的良好契合这个突破点的寻找与把握。[41]夏禹龙等也表示不同意周本顺的论断，认为公民社会不是某些西方国家为我们设计的陷阱,而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1997年中共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五）司法改革中国法治在新时期的重建最初是从司法制度（狭义"司法"，指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广义"司法"指公、检、法、司四大机关）与地方法制切入的。近十年（2002-2011）基金项目：201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10AFX001）作者简介：褚宸舸（1977-），男，山西汾阳人，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另其次，司法改革本身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9]8针对学界对建设公民社会的建议，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提出要对"公民社会"保持警惕。

"四阶段说"是学界较早的观点，以1978年底到1985年为奠定基础期，1985年到1989年为改革宣传热点期，1989年下半年到1991年底为历史转折期，1992年至今为隐性发展期。群众工作要取得新成效，就要以转变作风为前提，以信任为纽带，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基础，以制度为保障，把服务群众与教育群众结合起来。

群众工作是社会管理的基础性、经常性、根本性工作。一、政治体制改革的分期、成就和经验 （一）政治体制改革的分期高放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迈出了两大步和多小步：第一大步是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展了党内民主，打破了两个"凡是"。

崔之元、王绍光、潘维、温铁军、张维为、黄宗智、张旭东、萧功秦等著名学者都发表过支持重庆模式的言论，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京内重要学术机构也同重庆政府有合作关系。因此，未来的研究尚需在以下方面加强和完善：第一，增强研究主体的广泛性和方法的多元化。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只涉及对具体的领导制度、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的微调，不涉及对基本政治制度进行改革。王经伦，杨竞业：《广东模式的哲学阐释》，《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法学界近年来类似的争论还有《物权法》制定过程中巩献田公开信事件，童之伟质疑"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五句话（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的系列文章等。贾宇提出，各种社会管理创新的具体举措，都应当在法治的框架下展开，当代中国最大的社会管理创新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

[34]国家建制完成后，在宪法规范的框架之内适当且有效地限制公共权力，以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并由此赋予政治权力的正当性。[62]479-480 余论篇幅和学力所限，本文难以对十年间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所有研究成果一一赘述（如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特征、原则、对策等方面成果只好省略，即使前文述及内容也可能挂一漏万）。

首先，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突破口是司法体制改革，因为其具有规律性、平稳性和结果必然性，有助于改革的平稳进行和深化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改善党的领导。权力资本化趋势比较明显，社会大众对国家的政治影响力比较低靡。

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均将党内民主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会儿谈行政体制，一会儿谈社会体制，一会儿谈党政关系。同时，我国大陆学者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成果也大量涌现。因而严肃、客观、品质较高的学术论著总体上还比较少。

[13]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层民主、国家的领导体制和机构改革、法治建设等民主与法治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郑元宁也将坚持和把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

第二，增加研究的深度、拓宽视野，特别在研究的前瞻性和论证精细化方面需要加强。"社会管理创新"较早是在我国政法机关内贯彻实施。

[49]学界目前比较深入的相关研究是关于党内派别的讨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在法学上主要是权利和权力的配置等制度变革，如"宪政"改革，时刻牵动法律人的敏感神经。